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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有风景”到“有文化”,是旅游业从“观光消费”向“精神体验”升级的关键跨越。当自然景观或历史遗迹仅作为“背景板”存在时,景区易陷入同质化竞争;而当文化成为核心灵魂,风景便不再是孤立的“景”,而是文化的“载体”,游客的脚步也会从“拍照打卡”转向“心灵共鸣”。以下从文化挖掘、体验重构、价值共生三个维度,探讨景区如何注入灵魂。
许多景区的文化注入停留在“贴标签”阶段——挂几幅书法、摆几件老物件、编几句口号,看似“有文化”,实则是空洞的符号堆砌。真正的文化挖掘,需找到景区独有的“文化基因”,即与土地、历史、生活深度绑定的精神脉络。
文化不是抽象的概念,而是具体到一片土地上的历史事件、民俗传统、技艺传承、人物故事。例如:
西安大唐不夜城的核心不是仿古建筑,而是“盛唐气象”的文化母题——通过《长恨歌》实景演出、唐文化主题市集、非遗手作工坊,将“开放包容、自信浪漫”的盛唐精神转化为可感知的场景。
福建泉州作为“海上丝绸之路起点”,没有局限于展示古港遗迹,而是通过“海丝国际艺术节”“南音非遗剧场”“阿拉伯后裔族谱展”,还原“多元文化交融”的历史现场,让游客触摸到“刺桐城”的世界性基因。
文化若仅存在于博物馆或文献中,便是“死文化”;只有融入当下生活,才能成为“活文化”。景区需关注本土居民的日常实践,让文化从“展品”变为“生活方式”。
云南沙溪古镇没有大拆大建,而是保留原住民的银器打制、扎染技艺,鼓励村民开茶馆、做木雕,甚至将传统“火把节”“赛马会”办成游客参与的民俗节庆,让“茶马古道上的活古镇”真实可感。
苏州平江路的历史街区中,“评弹书场”“苏绣工作室”“手作茶寮”散落其间,游客不仅能看园林,更能坐下来听一段吴侬软语,跟着绣娘学一针苏绣,在“慢生活”中理解“吴文化”的雅致与从容。
文化的价值,在于“可体验性”。当游客从“旁观者”变为“参与者”,文化便不再是“被观赏的对象”,而是“与自我对话的媒介”。景区需通过场景设计、互动技术、内容叙事,让文化“可触摸、可感知、可记忆”。
通过空间设计传递文化逻辑,让游客“一步入戏”。例如:
敦煌莫高窟的数字展厅,用球幕电影还原壁画的创作背景(如“九色鹿”的佛教故事、“张骞出使西域”的历史场景),再引导游客进入实体洞窟,形成“从想象到实证”的叙事闭环,比单纯看洞窟更能理解壁画的宗教与历史意义。
杭州良渚古城的“鹿苑”景区,通过复原5000年前的水乡泽国场景(稻田、木构建筑、鹿群雕塑),结合“良渚先民的一天”互动剧本,让游客扮演“采集者”“陶工”“祭司”,在劳作中理解“早期国家”的文明密码。
科技不是文化的对手,而是文化的“翻译官”。通过VR/AR、AI、全息投影等技术,可将抽象的文化符号转化为具象的感官体验。
北京故宫的“数字文物库”与“全景故宫”,不仅让游客在线欣赏186万件文物,更能通过“文物修复VR体验”了解古画装裱、青铜器拼接的过程,感受“匠人精神”的温度。
三星堆遗址的“考古大棚”,用透明玻璃地板下的模拟探方、AR复原的祭祀坑原貌、互动屏幕上的文物拼对游戏,让游客体验“考古学家”的工作,将“神秘的古蜀文明”转化为“可参与的探索之旅”。
文化的本质是“故事”。一个好的故事能让风景“说话”,让游客产生情感共鸣。
山西云冈石窟的讲解中,不再局限于“佛像的高度”“雕刻的技法”,而是讲述“昙曜五窟”的历史背景——北魏皇室如何将鲜卑族的游牧信仰与佛教结合,用佛像的“面容”融合胡汉特征,让游客看到“民族融合”的历史细节。
安徽宏村的“写生基地”不只是提供画具,而是通过“跟着老匠人学画马头墙”“听老村民讲徽商故事”的活动,让游客在绘画中理解“粉墙黛瓦马头墙”背后的宗族观念、商业伦理与审美哲学。
文化注入景区的终极目标,不是“利用文化赚钱”,而是“通过旅游传承文化”。景区需与社区、传承人、地方政府形成合力,让文化在保护中发展,在发展中延续。
文化的真正主人是生活在其中的人。景区需尊重本地居民的文化主体地位,避免“外部资本主导、居民被动参与”的模式。
浙江松阳古村落群的保护中,政府联合设计师将老房子改造为民宿、书店、咖啡馆,但保留原住民的居住权,鼓励他们继续种菜、养鸡、做黄米粿。游客住进改造后的民宿,与村民一起做饭、聊天,看到的不是“表演式文化”,而是“活着的生活”。
四川丹巴藏寨的“甲居藏寨”景区,将藏族家庭的“锅庄舞”“酥油茶制作”“唐卡绘制”纳入旅游体验项目,收益的30%反哺村民用于文化保护(如修复经堂、资助非遗传承人),形成“旅游反哺文化、文化滋养旅游”的良性循环。
景区可与博物馆、高校、非遗传承人合作,建立文化保护基金,推动濒危文化的“活态传承”。
福建湄洲岛的“妈祖文化”景区,联合莆田学院设立“妈祖文化研究中心”,整理妈祖祭典的古籍、录制老艺人的诵经唱腔,同时开设“妈祖信俗”体验课程,吸引年轻人学习仪仗、诵读祝文,让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”从“仪式”变为“传承”。
云南元阳哈尼梯田景区,与农业专家合作推广“传统稻作技术”,拒绝大规模使用化肥,既保护了梯田的生态景观,又让“哈尼梯田农耕文化”通过“种一季稻、养一季鱼”的传统方式延续。
景区需通过内容设计引导游客思考文化的深层价值,而非仅停留在“打卡”层面。
青海湖的“生态文化景区”,在观鸟季设置“鸟类保护志愿者”岗位,让游客参与鸟类监测、清理垃圾;在藏族牧民家访中,讲解“转湖”习俗背后的生态伦理(如禁止过度放牧、尊重野生动物),让游客从“看风景”变为“护风景”。
陕西秦岭的“秦岭生态博物馆”,通过“濒危植物复活计划”展示红豆杉、珙桐等保护物种的培育过程,结合“秦岭四宝”(朱鹮、大熊猫、金丝猴、羚牛)的故事,传递“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”的理念,让自然景观成为“生态教育的课堂”。
从“有风景”到“有文化”,本质是让景区从“地理坐标”升维为“文化坐标”。当游客离开时,带走的不是照片和纪念品,而是对一段历史、一种生活方式、一种精神价值的记忆——这才是景区最持久的吸引力。
正如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单霁翔所说:“文化遗产不是死的,要让它们活在当下,活在人们的生活中。” 当景区真正成为文化的“容器”与“桥梁”,风景便有了灵魂,旅游便有了温度。